《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8)》即将正式出版,自2016年出版第一本以来,这是第三本以新闻传播教育为主题的年鉴。面对刚刚打出的清样,犹如初次看到刚出生的婴儿,惊喜且伴随着些许紧张,心情激动,感慨万端,我不由得想起了这本年鉴的前身今世。
2014年11月14日,我接任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会长。在思考学会未来的工作时,委实费了一番脑筋。当时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的定位,是汇聚新闻教育传播史的研究力量,成为学界同仁的精神家园和学术平台。但在实际运作中,其研究的对象、聚焦的问题,主要是面向当下的新闻教育改革,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工作重叠了。而后者成立的时间更早,历史更悠久,在专业领域的影响更大。如何为学会精准定位,为学会同仁度身订制最合适的学术活动,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是考验我们智慧的现实问题。
在调查相关学会工作的基础上,经过与学会同仁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最后得出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必须围绕新闻传播教育史做文章,尤其是当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史。必须找到一个抓手,凝聚学会同仁的注意力,把大家的积极性集中到一个普遍兴趣上来。这个普遍的兴趣当然是新闻传播教育史,涉及教育家研究、院系研究、外国新闻教育史研究。其前提便是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的编撰,这是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在当下又是一个空白。这项工作涉及面广、头绪多,不是哪个单位或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正好可以借助学会成员多、分布广,能够彼此协同的优势。这一倡议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同。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好,是为学界积功德的善举。大家一方面跃跃欲试,另一方面也有些担心,如此浩大的编撰工程我们学会能否承担得起?如何采集相关数据、资料?采用什么样的体例?如何筹措年鉴出版的经费?如何打通出版的路径?……一系列问题在考验着我们。虽然大家有些紧张、担心,但还是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一种挑战极限前的紧张心理,成为我们至今难以忘怀的体验。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年鉴的编撰出版必须首先解决经费问题,为此我向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处申请自主创新基金的支持。学校对我们作为学会会长单位牵头主编新闻教育年鉴予以充分的肯定,一次就批给了我们10多万的编撰经费。有这笔经费垫底,我和学会同仁的自信心大增。2015年6月,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会在重庆大学召开,会上正式组建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委会。除学会全体常务理事参加外,还有部分特邀专家加盟。会议还讨论了年鉴编撰的初步方案。与会的许多前辈教育家对我们的设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期待。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功在社稷,利在学林。同年12月12日,在中山大学召开了第一次《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委会,确定任务分工,决定编撰出版工作倒计时节点,组建了年鉴的武汉编辑部,正式启动了年鉴的编撰工作。
开弓没有回头箭。编撰工作一启动,整个学会和编辑系统便有条不紊地运行。100多位作者、编辑本着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创造性地展开了自己的工作。他们都认为这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填补空白的伟大事业。2015年12月15日至2016年2月29日,各撰稿人开始搜集资料、写作书稿,并于2016年3月1日之前提交给相应的栏目负责人。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15日,各栏目负责人统稿,并于2016年3月16日之前提交给年鉴编辑部。2016年3月16日至2016年4月30日,年鉴编辑部统稿、审订、修改,并于2016年5月1日之前将书稿提交给出版社。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8月底,出版社对书稿审校、编辑、印刷,保证年鉴于2016年9月中旬正式出版,10月底或11月初举行年鉴的首发式。整个过程都在掌握之中,一切都在按计划运行,每一个节点都把握得十分精准,可以说是无缝对接。作为学会的会长和编委会主任、主编,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学会的力量、学会的团结。什么叫共同体?什么叫精神家园?什么叫志同道合?我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感悟。
2016年11月5日,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在辽宁大学举行2016年学术年会,同时举办《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首发式。在现场200余人的见证下,由新闻教育界“八老”(何梓华、赵玉明、吴高福、邱沛篁、童兵、郑保卫、罗以澄、刘建明)、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陈昌凤和我徐徐拉开罩在年鉴上的“红盖头”,全场掌声雷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从此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有了自己的年鉴,记录自己当下的历史。作为新闻教育界的学人,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历史主体性。
今天回忆三年前的往事,印象极为清晰,仿佛发生在昨天;我的心潮依旧激荡,难以平息。因为这本年鉴的历史价值,因为我们做了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一种自豪感、成就感油然而生。正是因此,我们学会同仁、我们的编委会成员,我们新闻传播教育界的朋友们,都把编撰年鉴视为自己的天职,视为自己的使命。看到了大家全方位合作产生的巨大力量,我很感动,而这正好发生在由我发起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撰事务上。
我由此感悟到,一个小人物,不管他的地位多么的卑微,不管他是如何的愚昧,只要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只要他敢于承担历史的使命,那么他就可以得到社会的肯定,他就能够获得战胜困难的无穷力量。正如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皇皇巨著,100多万字,跨越学校、省区的一两百人的大合作,时间紧、任务重,看似无法完成,可偏偏就由我们这些小人物完成了。这不是因为我们多么的聪明,而是因为我们敬畏天命。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的编撰主要是为了尽到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的时代责任。作为一个新闻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们需要一个当代史的研究平台,需要为当代新闻传播教育史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年鉴这种形式,起码可以在两个方面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第一,记录历史,传承文脉。年鉴是以年为时间刻度,全面记录上个年度有关领域各种事项的资料长编,它不仅记录了各种事实、数据,而且还延续了文脉和教育精神。第二,服务业界,提供资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面临当下社会转型和新闻传播生态的转变,新闻传播教育向何处去?如何才能适应行业的人才需求,满足社会对教育的期待?各新闻教育的承担者,各校各院系需要参照系,需要借鉴,需要合理的建议。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委会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地工作。2017年8月,第二本年鉴即《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7)》在河南郑州举行了盛大的首发式,同样赢得了学界、业界的喝彩。
今天摆在我面前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8)》,约1100页的篇幅,体例更加完备,体系更加周全,考订更加翔实,内容更加权威,文笔更加流畅,印制更加精美。看到这本新的年鉴即将付梓,一种欣慰、自豪和成就感油然而生。的确,我们无愧于时代,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为自己点赞。
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相信第三本年鉴的出版,将预示着今后第四、第五……乃至第十、第二十本年鉴的顺利推出。它不仅会促进新闻传播教育史的研究、促进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而且还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新闻传播学术园地预示着万花盛开的春天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