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概述
中国在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2015年以来,中国城市经济运行遭遇到不少预期内和预期外的冲击与挑战,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2015全年GDP同比增长6.9%,CPI涨幅1.5%。2015年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是稳中趋缓、稳中有进、稳中有忧,各领域分化加剧,动力转换过程中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结构性衰退和结构性繁荣并存。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1.4%,较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二产10.8个百分点。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快,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增长较快,产业结构加快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但行业景气度差异较大。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预计到2020年三产占比可达55%以上。服务经济比重的提升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如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就业压力减轻、能耗水平下降、生活品质提高等。
一是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十分困难。资源类、重化工业普遍陷入困境,增速大幅下滑,煤炭、钢铁、水泥等产品产量明显下降,行业总体库存压力较大,仍处在调整探底发展阶段,要彻底走出困境尚需时日。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计算机通信、新能源、新材料医药制造等产业发展优势明显,增长速度大幅快于传统制造业。三是新兴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延续近两年高增长态势,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行业表现尤为抢眼。
三大需求趋于平衡发展,内部分化逐步凸显。2015年以来,消费增长保持稳定,投资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出口增速换挡,三大需求趋向平衡发展。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8.4%,高于投资15个百分点,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从三大需求内部看,分化逐步凸显,萧条与旺盛并存。投资方面,房地产投资持续回落,月度投资已现负增长,基础设施投资保持较快增速,制造业投资缓中趋稳。
消费方面,网上商品零售、通信类商品、旅游等领域消费高速增长,而石油及制品类消费大幅衰退。出口方面,一般贸易出口保持正增长,而加工贸易出口大幅下降,传统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优势明显下降。
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显著,多速增长格局出现。一些产业基础好、结构多元化、调整步伐快、开放程度高的地区,经济仍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而一些产业结构落后单一、产能过剩行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经济下行速度较快。
重庆和贵州两地逆市上行,实现了10%及以上的超高速增长,领跑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相对平稳,保持在7%~9%中高速增长区间;辽宁、山西等资源型、重化工业大省下行压力较大,减速幅度大,增速低于3%,甚至其省内部分地市出现负增长,情况极不乐观。
企业景气分化,同一行业内冰火两重天。一方面,一些大型企业、上市企业紧抓市场、政策机遇,发挥其规模、品牌等优势,发展相对较好。另一方面,量大面广的传统企业、中小企业依然普遍面临生存难、转型难的困境。
民生持续改善,收入就业指标表现较好。2015年度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312万人,全国农民工总量27747万人,比上年增加352万人。2015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45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98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041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100万人。全国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28.3%;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29.3%;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42.4%。
价格水平总体平稳,结构性通缩压力增大。受新拉涨因素不足及季节、气候因素的影响,全年月度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均低于2%,个别月份低于1%,物价总水平平稳。但受国内需求总体偏弱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生产领域中原材料、燃料价格持续下降,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连续45个月负增长,且降幅较大,工业领域结构性通缩风险已较为突出。
中国城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投资增长后劲不足。1—11月份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仅增长4.7%,较上年同期下降8.8个百分点。特别是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速更低,新开工大项目不足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受到融资平台清理、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及经济增速下降导致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部分项目尤其是大项目的资金来源受限,致使部分稳增长措施难以落地。融资形势依然严峻,利用外资形势仍不容乐观。
同时,尽管国家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但是改革措施尚未完全到位,主动服务意识差,仍然存在投资项目需要各部门串联会签审批现象,审批环节多、行政效率低也影响稳增长措施的落实。
二是市场出清困难。截至11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45个月负增长,超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负增长记录,且伴随经济增速下行,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降,产能过剩局面缓解难度进一步加大,过剩行业有扩展之势。产能过剩导致企业经营效益持续恶化。
2015年,全国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亏损到386.38亿元,其中主营业务亏损720亿元,101家大中型钢铁企业中48家亏损,亏损面扩大至47.5%。全国22个城市5大类品种钢材社会库存环比有所上升。其中,钢材市场库存总量830.81万吨,比上月增加26.93万吨,上升3.35%。当前急需通过市场出清恢复市场供需平衡。
但受过剩产能行业重资产技术经济特征、地方政府保护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化解产能过剩和清除“僵尸企业”仍面临种种困难。大量资源固化于产能过剩行业,抑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发展。
三是就业压力逐步凸显。2015年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就业稳定,但受资本市场波动、总需求低迷影响,非制造业的景气度也在下行,10月份非制造业PMI指数已较7月份的年内高点降低了0.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减弱。
且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进一步加大,部分传统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目前勉力维持的就业局面可能会被打破,部分隐藏性失业可能会显性化,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凸显,可能将对明年的就业稳定造成影响。
尽管网上商品零售、快递等新兴业态创造了部分新的就业岗位,但网店对实体店带来的冲击和显著的替代效应也不言而喻。调研数据显示,图书、服装、家电等产品的实体店受到冲击最大,部分实体店经营困难甚至出现了关闭潮。部分传统的百货商场也受到较大冲击,经营景气度持续下降,这对相关群体就业带来较大影响。
四是金融风险加大。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企业效益恶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等实体经济的问题开始向金融领域传导。2012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呈现逐季上升趋势,已经连续16个季度上升,不良贷款率由2012年第一季度的0.94%上升至2015年第二季度的1.50%,三季度进一步升至1.59%,环比上升0.09%,同期拨备覆盖率由287.40%下降到190.79%。融资难融资贵也导致部分地区非法集资问题抬头。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加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导致金融风险上升。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新趋势
(1)通过“投资、出口、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调整
长期以来,将经济增长的动力定位于投资、出口、消费。但是,投资、出口、消费只是GDP的三个组成部分,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是经济低迷或经济危机等特殊时期抚平经济波动的手段,并非平常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长期依赖它们会有巨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只能来自于供给方——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和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改革、转型、创新相呼应,成为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健康、可持续的动力。近年来,强调高度重视推进全面改革、结构转型、创新驱动,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2)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经济一直是主体力量,但2001—2013年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年均实际增长10.6%;2013年三产占比达到了46.1%,首次超过二产占比的43.9%,2014年三产占比达到48.2%;2015年上半年三产占比进一步提升到49.5%,服务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悄然到来。预计到2020年三产占比可达55%以上。服务经济比重的提升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如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就业压力减轻、能耗水平下降、生活品质提高等。
(3)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领域
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研发特别是应用领域也有不错的表现。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7.3亿人,较上年增长11.8%,市场规模达13437.7亿元,增长183.8%。2015年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设备活跃数达到8.99亿,较上年增长23.1%。
移动互联网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冲击,对几乎所有行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如商业、传媒、通信、出租车、金融等)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和冲击。一些传统行业若不与移动互联网连接起来,很快就会为大多数消费者所抛弃。
(4)经济发展趋势五:区域融合渐成潮流
虽然行政区划限制、画地为牢、地方保护主义等区域分割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还很突出,但区域融合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渐成潮流。新一届中央领导着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也是提倡促进区域融合创新发展。
此外还有黑龙江的哈大齐经济区、吉林的长吉图经济区、辽宁的沈阳经济圈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河北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山东的半岛城市群和黄河三角洲、长三角、安徽的皖江经济带、浙江的环杭州湾经济区、福建和浙江的海西经济区、江西的昌九经济走廊、广东的珠三角、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河南的中原经济带、新疆的乌昌一体化等。
这些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也越来越多,交通通信的联结也越来越加强。
(5)绿色低碳发展日益强化。
自“十一五”开始我国将资源环境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特别是“十二五”时期雾霾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颁布了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提出了大气污染、水污染行动计划等,并向国际社会承诺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可以说,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中国的新潮流。初步估算,“十三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叠加总量可能达到峰值。
(6)“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
改革开放来,“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环保成本、人才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等各种成本全面上升,这对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总之,中国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2015—2020年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增长新阶段,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变局蕴含着很丰富的内容,需要在认清当前经济形势现状的前提下,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探索新型竞争机制,力争抓住其中新机遇,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的平衡,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供需两侧发力,迎接新挑战开创更美好未来增长。
编者
